刘宗周

刘宗周

刘宗周(1578—1645),字起东,别号念台,汉族,明朝绍兴府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,因讲学于山阴蕺山,学者称蕺山先生。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,也是宋明理学(心学)的殿军。他著作甚多,内容复杂而晦涩。他开创的蕺山学派,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。清初大儒黄宗羲、陈确、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。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。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,刘宗周绝食而死后,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,这一危机延续至今。

人物生平

  天启初,为礼部主事。历右通政。因劾魏忠贤、客氏,削籍归。崇祯初,起顺天府尹,奏请不报,谢疾归。再起授工部侍郎,累擢左都御史。又以论救姜采、熊开元,革职归。福王监国,起原官;痛陈时政,并劾马士英、刘孔昭、刘泽清、高杰,复争阮大铖必不可用,皆不听,乞骸骨归。杭州失守,绝食二十三日卒。门人私谥正义,清时,追谥忠介。学者称念台先生。又尝筑证人书院讲学蕺山,又称蕺山先生。宗周著作颇富,有《刘蕺山集》十七卷,及《刘子全书》、《周易古文钞》、《论语学案》、《圣学宗要》等,均《四库总目》并传于世。

  刘宗周,初名宪章,字起东(一作启东),号念台,绍兴府山阴县(今浙江绍兴)人。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,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。他生于1578年正月二十六日(3月4日),出生后不满一岁,父亲就去世了,因此,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。

  章颖字叔鲁,别号南洲,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,精通《易》学。年青时期屡试不第,遂以讲学为生,与族兄章礼、章焕号称章氏三杰。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,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、登显宦的人,如陶望龄、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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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经历

  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,学问日进。17岁时,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。由于他本人的努力,加上先生善于造就,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,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,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。

  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,刘宗周考中了举人,4年以后,考取了进士。但因母亲去世,他没有受官。后来经人介绍,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。

  许孚远字孟仲,号敬庵,是湛若水(甘泉)门下唐枢(一庵)的弟子。其学以“克己”为要,“笃信良知,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”,因此与罗汝芳(近溪)一派讲学不合,认为罗及其弟子“以无善无恶为宗”,不合王阳明的“正传”,故作《九谛》与之论难。刘宗周拜许为师时,问为学之要,许告以“存天理,遏人欲”。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,从此“励志圣贤之学”,认为入道莫如敬,以整齐严肃人,“每有私意起,必痛加省克。”

  次年(万历三十二年,1604年),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,任行人司行人。路过德清,拜别许孚远,许勉励他“为学不在虚知,要归实践”,刘宗周“为之猛省”。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,曾说:“余年26,从德清许恭简公游,邑己问学,于今颇有朝闻之说”,“平生服膺许师”。后来他提倡“慎独”之说,与许孚远很有关系。

  当时朝政黑暗,权臣当道,朋比为奸,·排斥正人。万历皇帝昏庸腐朽,深居官中,服食炼丹,数十年不出,大明江山,已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,就以侍亲为由,告辞还乡。不久,外祖父、祖父相继去世,他承重守制,于居丧之暇,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,以此为生。他闲居七年,贫病交加,敝衾破缶,衣食不继,往往靠借贷度日。但他足迹不至公庭,官吏有慕名造访的,他也拒而不见。

  万历四十年(1612年),因人推荐,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。在北上途中,路过无锡,拜访高攀龙。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,又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,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。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,与高相互切磋学问,有问学三书,一论居方寸,二论穷理,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。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,从事治心之功。

 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,形同水火。刘宗周上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》,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,党同伐异之风行,而人心日下,士习日险。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,不必以门户分邪正。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,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,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。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,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,被认为同情东林党。他鉴于群小在位,党祸将兴,就申文吏部,请给假放归。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,比之为少正卯,说他“行伪言坚”,足以乱天下而有余,乞赐尚方加诛,以为惑世诬民之戒。归于顾,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。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。

  解官后,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。他早就想潜心学问,摆落世事的缠绕。在《与周生书》中,他写道:

  不佞少而读书,即耻为凡夫。既通籍,每抱耿耿,思一报君父,毕致身之义。偶会时艰,不恤以身试之。风波荆棘之场,卒以取困。愚则愚矣,其志可哀也。然而苦心熟虑,不讳调停,外不知群小,内不见有诸君子,抑又愚矣,其志亦可哀也。嗟乎,时事日非,斯道阻丧,亟争之则败,缓调之而亦败。虽有子房,无从借今日之著,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!《易》曰:“小人剥庐,终不可久也。”此曹何利之有?吾侪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万物一体,亦会为此曹著忙。若夫一身之升沉宠辱,则已度外置之矣。惟是学不进,德不修,快取容足之地,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,生民立命之血脉,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?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。昔韩退之中废,作《进学解》以自励,遂成名儒,其吾侪今日之谓乎!

  小人当道,国事日非,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,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。因此,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。

  刘宗周“早年不喜象山、阳明之学”,认为陆、王心学“皆直信本心以证圣,不喜言克己功夫,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”,容易导致禅学化。所以他曾说:“王守仁之学良知也,无善无恶,其弊也,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。”但到了中年,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这次解官后,他闭门读书,“悟天下无心外之理,无心外之学”,转向了陆王心学,著《心论》一文,阐发了自己的心学观,认为“只此一心,散为万化,万化复归于一心”,“大哉心乎,原始要终,是故知死生之说”。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“始而疑”到“中而信”的转变。

  在教学之暇,刘宗周撰成《论语学案》、《曾子章句》两部重要著作。在《论语学案》中,刘宗周强调“学字是孔门第一义”,指示“君子学以慎独,直从声外立根基”,“视听言动,一心也;这点心不存,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,皆妄矣。若言视思明,听思聪,言思忠,动思敬,犹近支离。”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中脱胎,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。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“中而信”到“终而辨难不遗余力”的转变。

  刘宗周家居三年。这期间,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,名声远扬。而这时明朝的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,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,明军连年失利;朝中则党争不已,政治腐败。刘宗周虽身在江湖,但还是心系魏阙,不在其位,并非不谋其政。他在《与周绵贞(起元)年友书》中,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:

  今天下事日大坏,莫论在中在外,皆急需匡救,以缓须臾之决裂。况遐荒远激,尤非帖然无事之日,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。今得一二正人在事,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。敌患孔亟,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,无一举动可人意,恐旦夕有变,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。

  他认为,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,“吾党与有罪焉”,不能只怪所谓“奸党”。他对“正人”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,指出“吾辈出处语默之间,亦多可议。往往从身名起见,不能真心为国家。”只顾自家博取好名,不以国家为念,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,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:“所云吾党之罪,在宋人之上,不为虚也!”

  明熹宗即位,登用东林党人,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。这时熹宗乳母客氏、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,刘宗周上疏参劾。疏入,传旨廷杖六十,幸得叶向高相救获免。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,而纠弹魏忠贤,则自刘宗周始。后来魏忠贤大兴党祸,扰乱国家,刘宗周不幸而言中。天启三年(1623),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,旋告归。次年,奉圣旨“刘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”,朝廷照会赞扬刘宗周“千秋间气,一代完人。世曰麒麟凤凰,学者泰山北斗。”将推他进入内阁。但刘宗周鉴于群贤被逐,不愿出山。他上疏推辞说:“世道之衰也,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,往往知进而不知退。及其变也,或以退为进。至于以退为进,而下之藏身愈巧,上之持世愈无权,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。”他要以自己的行动,来矫正士风,砥砺气节,为衰世树一榜样。他又作了二疏,一申理诸君子发明忠邪之界,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。二疏送到通政司,司中人目瞪口呆,说:“此何时?进此疏耶?大祸立至矣。”仅把辞职一疏上闻。果然熹宗大怒,降旨说:“刘宗周藐视朝廷,矫性厌世,好生恣放!着革了职,为民当差,仍追夺诰命。”

  此时魏忠贤阉党当道,缇骑四出,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。刘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贤得祸,于是慨然叹道:“天地晦冥,人心灭息,吾辈惟有讲学明伦,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!”他召集诸生,于蕺山之麓会讲。他认为世道之祸,酿于人心,而人心之恶,以不学而进;今日理会此事,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,他日庶不至凶于尔国,害于尔家。

  会讲每月举行一次,到年终辍讲。每次会讲,刘宗周都令学者收敛身心,使根抵凝定,为人道之基。他曾说:“此心绝无凑泊处。从前是过去,向后是未来,逐外是人分,搜里是鬼窟。四路把截,就其中间不容发处,恰是此心凑泊处。此处理会得分明,则大本达道,皆从此出。”于是他提出“慎独”之说,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根本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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